本報特約評論員 傅達林 《 中國青年報 》（ 2014年12月04日   01 版）

　　美國歷史學家查爾斯·A·切拉米寫過一部暢銷書：《給美國以靈魂：兩個年輕人和美國憲法的故事》。書的主旨在于描述美國憲法的歷史，但作者把筆觸放在了當年的兩個年輕人身上：32歲的亞歷山大·漢密爾頓和36歲的詹姆斯·麥迪遜。兩位年輕的開國元勛，引出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制憲故事，也催生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正式的成文憲法。

　　引起我興趣的不是憲法如何賜予美國靈魂，而是在美國立憲的諸多巨匠當中，切拉米為何偏偏選擇寫兩位“年輕人”？這是否暗含著青年與憲法之間的“特殊關(guān)系”？這讓我想起中國的梁啟超，“少年強則國強”的錚錚之言至今仍激勵著青年為國奮斗。其實，梁啟超是一位憲法學人，他在29歲即創(chuàng)作《新民說》，旨在為中國立憲政治開辟一條切實的道路，所謂“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(wù)”，點出了青年成為新民對于國家憲法政治多么重要。

　　如果把人類的立憲史描述為一部圍繞權(quán)利的斗爭史，那么史冊上熠熠生輝的那些典范，往往與青年有關(guān)。馬丁·路德·金34歲發(fā)表《我有一個夢想》的演說，為黑人爭取平等權(quán)；獲得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的馬拉拉·優(yōu)素?！ぴ聊陜H17歲，一直為兒童的受教育權(quán)而抗爭……在立憲、立國的道路上，無以數(shù)計的青年以滿腔熱血與激情，以對自由的無比熱愛，成為驅(qū)動歷史的“火車頭”。

　　告別了救亡的危機和革命的激情，今天的青年依然是推動社會進步、塑造立憲政治的重要力量。因為青年對于人的尊嚴最敏感，青年最看重人格的獨立，青年的內(nèi)心最向往自由，青年最不能容忍壓制與專權(quán)，這種秉性與憲法的精神“心有靈犀”。無論如何界定憲法，她都與一個國家和民族對于自由的理解有關(guān)，與我們希望怎么安頓人的尊嚴和權(quán)利有關(guān)，憲法和法治說到底就是保障人如何有尊嚴地活著。我們之所以把國家的未來托付給青年，不僅因為在時間長河中青年必將擔當大任，更因為今天青年的憲法觀、權(quán)利觀、自由觀、法治觀，將直接塑造明天國家的政治和法治圖景。

　　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，人民的平等意識、自由意識和權(quán)利意識日漸強化。1982年憲法四次修改，無論是經(jīng)濟改制、人權(quán)入憲還是保護私產(chǎn)、依法治國，都在不斷吸納人民在改革開放中釋放出來的“闖”的精神，將權(quán)利與自由的成果合法化、正當化。到今天，憲法有理由成為中國人民的最大共識，成為青年自由精神的皈依，成為中國青年施展抱負的精神指引。

　　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時代潮流中，在中國憲法走進生活的歷史性時刻，青年擔負著什么樣的責任？青年一代要重新認識中國，認識憲法，在內(nèi)心與憲法展開對話，去發(fā)掘激活憲法、實施憲法、護衛(wèi)憲法的自身能量。

　　其實，中國憲法實施和法治建設(shè)面臨的最大障礙，不在體制機制，不在制度規(guī)范，而在人心，在文化心理。一代代口授心傳的政治規(guī)則，千百年積淀的人情倫理，現(xiàn)實中彼此參照的經(jīng)驗遺傳，都在一定程度上構(gòu)成憲法和法治的文化障礙。改變這種內(nèi)層障礙，實現(xiàn)憲法和法治生態(tài)的轉(zhuǎn)型，需要一種“代際更替”。如果今天接受憲法精神洗禮和法治熏陶的人，進入體制和政治生活中便將其拋之腦后，那么憲法便難有權(quán)威，法治社會便難以成形。走出這種文化上的心理依賴，需要在代際更替中去塑造今天的青年，給予他們以靈魂。

　　梁任公當年感嘆，“茍有新民，何患無新制度、無新政府、無新國家？”時至今日，這種“新民觀”某種意義上仍是中國法治道路上的短板。青年的公德心、權(quán)利觀、自由觀、憲法觀如何，將直接決定中國未來的制度、政府、國家以及人民福祉。因此，在憲法知識的傳播普及中，我們或許需要反思：該如何觸動青年對憲法的興趣？如何讓青年在憲法教育面前由被動變?yōu)橹鲃樱咳绾螐默F(xiàn)實生活中培育他們的公民責任？如何讓蘊涵于憲法知識背后的精神感染到他們？如何讓他們的激情和創(chuàng)造與憲法精神相得益彰？

　　答案永遠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，但道理卻在歷史與現(xiàn)實的映照下無比清晰：憲法是國家政治永葆青春的密碼，而青年就是憲法精神永不流逝的傳承者。在青年心里建立起個人與憲法的牢固關(guān)聯(lián)，讓今天的青年擁有憲法之靈魂，明天他們便能把憲法精神灑遍天下。

　　以此獻給新中國第一個憲法日。  (編輯/李波)